阿城：李晓斌和他的《上访者》

上访者。1977年11月摄于北京天安门与午门之间的路上，此片被数百次发表与评论，1998年由中国革命博物馆作为革命文物收藏。

作者：阿城

来源：苍山夜雨

蚂蚁靠它们自己的一套辨识系统分辨“自己人”或非“自己人”。例如气味。如果加一点什么气味在一只蚂蚁身上，这只蚂蚁就会被同窝的蚂蚁辨为异类，被驱逐，甚至被杀死。在我们人类看来，难道它们不是同类吗？或者，它们之间的同类性质不是远远超过那一点不同的气味性质吗？ 

我们不要因为定义自己为“高级动物”，就有优越感，以为可以质疑蚂蚁。我们也有一个类似蚂蚁的残酷分辨系统，这个系统叫“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构成很多，宗教的，道德的，文化的，财富的，甚至审美，都可以成为排斥、仇恨、甚至互相消灭的理由。 

我的意思是说，你应该猜到了，看来真实是有条件的，真实是有意识形态作条件的。我们初初醒来，无思无想的看到的世界，若你表达出来，有一个贬义词早等好了蔑视你，“自然主义。” 

你如果就这样拍下一张照片，还递给人看，质问一定是“这会是什么意思？”很熟悉是吧？一定的。 

“真实是什么”，乃大学问，大到哲学，形而上；“这是什么意思”，乃小学问，非常具体，看要用哪种意识系统解读？有了意识形态，才会有意义，才会被指为真实。 

所以真实一般是指定的。所谓“写实主义”，一般都是“指定写实主义”。主义，就是价值标准，就是意识形态。不过“指定写实主义”是我自选的一个我认为挺有用的词，你完全可以认为它纯粹是添乱。我提醒你给你一个让我哑口无言的质问：难道有不指定的真实吗？ 

我之所以说它挺有用，是因为它会给你意识到，如果我们颠覆那个“指定”也许可以得到点什么。 

李晓斌正是这么做的。他最为人知的《上访者》，显然在拍摄的当时，是在指定的写实之外。晓斌令人敬佩的是，他不管各种时期的指定，只是按下快门，冲洗胶片，之后收藏起来。但是我相信有不少人也这样做，问题是晓斌不断发表出来的，总是很标准地表达了他当时的直觉。我们对这样的人有一个都不陌生的说法，就是，天才。 

说到《上访者》，其实应该整理一下我们总在说的“人民”这个概念。人民是概念出来的，摄影机拍不到，摄影机拍得到的是具体的人，所以摄影机是拍不到人民的。 

而具体的人，与其他人有具体关系的具体的人，都处在各种各样的权力关系当中。今天他可能是没有权力的人，明天他可能就成了有权力的人；他在这个领域处在无权利的地位，而在另一个领域他就可能处在权力地位，例如一个男人在单位是个最低阶的工作人员，但回到家确是个说话算数的家长。我是将近二十岁时因为插队才懂得所有的人无不随时随地处于各种有权利和没权利的境况。所有的人，也就是人民了。 

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能看到，能体会到的。一般人由教育而得到的“人民”的概念，偏向于“主人”的意义。主人当然是权利者，而实际上人民是无权利者。 

所以我看晓斌的《上访者》，心情复杂。他的情况，无疑是无权利者；他身上佩戴着当时绝对权力者的像章，象是护身符，却又透露了他的意识形态。因此，如果有一天他成了权利者，他也会，是的，迫害人，冤枉人的。晓斌用胶片抓住的这个上访者，颠覆了权利和无权利的绝对划分。 

认真讲，我对李晓斌的摄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七十年代是该说的时候，但彼时说了白说。九十年代涌现出大批的晓斌式的摄影，以写实报道的摄影来说，好像人人都那样拍了，而且我们都几乎只能鱼眼看世界了（布列松，卡帕等人好像不在意镜头的设计制造花样）。 

不过晓斌的厉害在于，他过去的积累太多了，他会随着开放的程度，不断拿出东西来。他不囿于各种意识形态，因此对人的直感判断令人惊异，所以他的东西造成了几代人都爱看的现象。我预感，晓斌的摄影，会成为共和国的影像编年史。

1976年秋，北京，在地震棚下玩闹的孩子。

1977年1月8日，“历史的审判”，东长安街现东方广场处。

1977年春，北京卧佛寺公园的情侣。

1977年初，石家庄市，卖茶水的孩子。

1978年春节除夕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舞会，预示着禁舞初开。

1979年1月，北京沙滩儿，十字路口出现第一块美女广告牌。

1980年，北京故宫，大碗茶。

1980年春，北京圆明园公园。

1980年3月，北京北海公园，时尚的青年男女。

1980年11月，中国女排第一次赢得世界杯，天安门广场人民群众欢庆胜利。

1981年，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教授楼。

1982年，广州市个体户。

1982年，北京中山公园，时尚杂志开始出现。

1985年春，中国美术馆。

1985年，北京王府井大街南口，第一块巨型日本商品广告。

1987年，肯德基（前门店）进入中国。

1987年，北京街头。

年轻时的李晓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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